最新发布的四大火炉城市。重庆、Xi、杭州和南昌哪个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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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高温天气已经遍及全国。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7天发布高温预警信息。7月，重庆、四川、吉林、辽宁22个县市的最高气温超过了历史极值。

随着高温的到来，“火炉城市”的话题正在升温。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省会城市的监测数据，今年高温天数(高于35℃)位居前十名，其次是重庆、Xi、杭州、南昌、武汉、郑州、长沙、天津、合肥和济南。

据说这是新的“十大火炉城市”，重庆，一个古老的火炉，仍然占据首位。然而，其他城市的许多网民表达了不满。

这涉及到与城市人口和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的统计口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气候问题，也是一个地区经济问题。

那么，哪些城市有资格成为火炉呢？

1.中国的“火炉城市”已经演变了许多次

在气象资料的短暂历史中，中国的“火炉城市”经历了许多演变，并衍生出几个版本。

最早、流传时间最长的版本据说来自中华民国，包括重庆、武汉和南京，被称为“三个火炉”；

在三大炉灶的基础上，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版本加入长沙，成为重庆、武汉、南京、长沙的“四大炉灶”；

2017年，中国气象局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近31年的气象数据进行了分析，获得了夏季热点城市排名。前十名分别是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Xi、南京、合肥和南宁。

根据这份名单，重庆、福州、杭州和南昌的老百姓提出了“四新灶”的说法。这与前面提到的省会城市高温日的排名不完全一致，Xi已经取代了福州。

在各种版本中，重庆已经成为唯一的著名城市，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火炉。

名单上的其他城市，无论是长沙、武汉还是南京，都位于长江中下游，受亚热带高压区影响，容易出现持续高温。

相反，纬度较低的广深地区由于近海雨量充沛，很少出现在火炉城市的名单上。

然而，无论哪一个版本的炉灶清单，都会与许多人的看法不一致，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民间评价，缺乏科学统一的统计口径。根据高温天数，或夏季平均温度，或高温极值，或夏季最低温度，我们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排名。

此外，体感温度和空空气湿度也是不可分割的。南方人经常抱怨虽然冬天的温度比北方高，但是寒冷是无法忍受的，这是湿度的影响。在同样的温度下，闷热的热通常比干热更热，也更不舒服。

“火炉城市”名单的变化还有一个自然因素，即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大约需要20-30年。

2.火炉城市通常是交通枢纽

上面提到的所有因素都是自然因素。如果你注意火炉城市列表的演变，你会发现一个规则:它们都是二线城市。

因为热天数等统计数据通常集中在省会城市，而四个一线城市，一个在夏季较短的北方，一个在海边，两个在多雨的南方，人们选择的炉灶都是二线省会城市。

这似乎不是原因。这也表明炉灶与城市的定位有关，省会城市提供了受欢迎和存在的祝福。通过民国时期的“三个火炉”，也可以看到生存意识增强的影响。

在民国时期，人口流动性低得多，公认的火炉城市必须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是移民聚集或通过的地方。如果是一个封闭的地方，所谓的火炉只是供各地的人自言自语，不会形成共识。

当时，交通和商业对水运的依赖程度很高，重庆、武汉和南京三大火炉都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码头城市，也形成了著名的商业港口。此外，这些地方夏天的温度本来就很高，相互交易的商人通过口耳相传，把炎热的夏天带到全国各地，形成一个火炉。

交通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吐鲁番。事实上，就最高气温和高温日数而言，新疆吐鲁番盆地远远超过上述城市，但吐鲁番很少包括火炉城市。

因为，一方面，这里的气象观测点设置较晚，而且总是缺乏直观的气象数据。另一方面，它的发展相对落后，它不是一个经济中心，它的存在感不足。当地人口基数小，而且很少有外国人到过那里，所以很难形成炉灶的共鸣。

事实上，长江沿岸的安庆和九江的高温天数并不比武汉少，但前者很少被称为火炉。

3.火炉城也是经济地位的体现

区域经济对城市温度的影响和科学证明的热岛效应也提供了一个解释。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两大变化:人口密度的增加；土地功能的变化。

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相应的建筑密度也很高。高层建筑阻挡了空气体的流动，加剧了热岛效应。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经济生产也更加密集，例如废气排放增加，这也被视为温室效应的一个重要来源。

随着土地功能的改变，植被减少，硬化的土地取代了土壤，工厂取代了森林。城市化程度越高，变化越大，温度变化越明显。

如《重庆市城市高温变化特征分析及对策初步研究》提到，2000-2016年间，重庆主城区平均地表温度从2000年7月22日的23.75℃上升至2016年8月22日的29.47℃，上升了5.72℃。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武汉。武汉是历史最悠久的三大火炉之一，近年来基本上脱了帽子，很少挤进高温排行榜的前四名。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近年来大力提倡绿化和退湖。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11年，武汉建成区的绿化面积从5270公顷增加到16347公顷。

可以看出，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人口和工业化对炉灶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影响。此外，由于该区域经济因素高度集中，这种影响也可能通过城市群反映出来。

气象学家发现，随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不断扩张，区域热岛迅速扩大，改变了极端高温事件的时间空分布。

以上海为例，1978年以后，高温的极值不断刷新，从37℃到38℃一直到超过40.5℃。

近年来十大热门避暑胜地也遵循同样的逻辑。除了低温的基本自然条件外，交通和发展水平也是决定城市暑假受欢迎程度的重要因素。

例如，随着宜万铁路的开通，恩施有重庆和成都做后盾的优势，近年来可以成为一个炎热的避暑胜地。

可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资格成为炉灶，它们有基本的经济门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体现了经济地位。

4.为什么火炉城的说法不流行

许多人可能会发现熔炉城的说法近年来并不流行。这似乎与日益增长的城市化趋势相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像上面提到的高温日排序一样，它是基于室外监测点的。除了高温的直接因素外，室外暴露的长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和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耐热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例如，空的公共汽车基本上像一个闷罐一样取代了公共汽车，而装有全空调的地铁提供了更舒适的旅行。还有出租车软件，当在线汽车到达时，它允许你穿过曝光区域进入空转车，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在路边顶着太阳打车。

公共交通系统的完善为居住区、商业区和居住区提供了无缝连接。此外，随着外卖等平台的兴起，人们可以留在室内生存，而感受室外热量的时间实际上减少了。

这些也是城市发展水平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矛盾的结果。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热岛效应更明显，室外温度可能更高，但耐热能力提高，这使我们忘记了在炉子里。

在“火炉城市”的说法中，还有一个与气候无关的因素，即该说法本身是负面的，这将影响宜居性和投资意愿。因此，戴着炉帽的地方倾向于拒绝类似的标签。

一份未经证实的声明称，重庆、武汉和南京先后宣布拒绝使用“炉灶”这一名称，并禁止在媒体报道中使用“炉灶”这一名称。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进一步表明，火炉城市不仅与城市的定位、人口集中、工业化水平等因素有关，还与当地的观念、接受度等非自然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