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不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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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税制改革在全世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对于中国政府和金融市场来说，如何客观看待美国减税法案的“前、后、左”，对未来几年的宏观外部经济非常重要！

对美国国内企业而言，大幅减税将带来企业利润的增加，而能源、食品零售、电信服务、零售、多元化金融和公用事业等高有效税率行业可能享受减税带来的更高的绩效弹性。未来五年资本支出的支出化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有利于能源、公用事业和选择性消费等资本支出高的行业。

对于海外的美国企业来说，一次性征收海外留存利润税也可能会鼓励一些拥有大量海外现金的企业将部分资金汇回国内，这对拥有大量海外现金的公司是有利的，主要是苹果、微软、思科、甲骨文、字母表等科技公司。这部分调回的资金可能用于回购公司股票或派发股息，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股价。资本回报也将有助于推动国内投资和就业，并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美国政府预计，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税收负担的减轻将有助于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进而加快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美国对国内企业和个人降低名义税率是对国内经济的刺激，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一般应该是负面的。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公众意见也严重分歧:当许多人听到美国减税时，第一个想法是中国政府将跟进并推动名义税率进一步下降，就好像减税是“灵丹妙药”；另一方面，许多人也将美国减税视为美国“经济侵略”政策的延伸，并建议中国政府通过贸易对抗遏制新税法的顺利实施。

在我看来，这两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必须理性地分析中美两国在国家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以便合理地处理它们。我们应该知道，美国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消费国，而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重工业发展的中后期，正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推而广之，美国降低名义税率和促进消费的模式的边际效应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肯定会下降，盲目追随这一趋势未免过于草率。

首先，大规模减税削弱了政府的财力，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无法承受的。

其次，衡量减税政策的标准是它在吸引投资方面的有效性和边际效应。通过减税，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在全球竞争中吸引更多的企业在辖区内投资建厂，这是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逻辑。然而，对于欧洲许多高福利国家来说，即使有大规模减税，许多全球性企业也会犹豫不决。

因此，中国的特殊情况也使中国很难简单照搬美国的减税政策。中国仍有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亮点，单纯的减税并不能提高其经营效率。与此同时，中国仍有数千万人需要摆脱贫困。作为一个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必须有一个财政实力雄厚的中央政府，能够长期不间断地进行相当规模的转移支付。

当然，综合税收水平对企业投资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任何国家的改革者都不能忽视的。因此，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比一、一减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包含了相关内容。与美国本轮降低企业名义税以减轻企业负担不同，中国在追求“一个降低”的目标，即降低成本时，更注重降低企业的综合成本。

要实现降低企业综合税负的目标，首先要通过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各级政府的服务水平，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和业务流程规范，最大限度地消除政府对经营活动的不当干预，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目标。第二，要赋予民营企业平等的竞争地位，向民营资本开放国有垄断领域，从根本竞争格局的角度，通过民营资本的“活水”，盘活国有企业长期垄断形成的“死水”，释放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各领域综合成本。